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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以香港繁荣要挟 中国总理“首选主权”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4日 转载)
    
    来源:党史文汇 作者:罗燕明
    
    核心提示: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回答铁娘子设下的要主权还是要繁荣的圈套时说,中国宁愿首先选择主权。这个话不错。但是邓小平更加厉害,他竟“剥夺”了这个女人按照自己想法维持香港繁荣的权利!
    
    撒切尔夫人以香港繁荣要挟 中国总理“首选主权”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09年第8期,作者:罗燕明,原题:香港回归——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共和国的同龄人知道,在新中国版图的下方有两个标着香港(英占)和澳门(葡占)的地方,曾是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心中的长期隱痛。各国政府和人民也对此感到困惑。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历经两代伟人,历史最终给出了一份完美的答案。香港的回归已超出现代版的完璧归赵,演化成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迹。

一、毛泽东一招儿活棋,埋下香港回归的伏笔
    
    1949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在罗湖、沙头角一线嘎然而止。几个月来,驻港英军面对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之势,集结了4个旅的兵力,战战兢兢地准备打一场没有可能取胜的绝望的防御战。现在他们望着对岸秩序井然,总算松了一口气。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成为毛泽东可吃而不吃的一招儿活棋。一方面,中国政府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默许英国继续统治香港;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这个政策的效力,中国政府长时间故意不表明关于香港前途的主张,甚至不强求英国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结果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中英关系的障碍不是香港问题,竟是与英国无关的台湾问题。
    
    守住香港是英国全部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英国1950年1月抢先承认新中国,亦不反对让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通道,为的是换取香港地位不变。同时,英国又在联合国中追随美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实际上是拉美国支持它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增加同中国抗衡的力量。
    
    与英国惴惴不安的心态不同,中国政府处理中英关系着眼于国家统一的大局和长远利益。香港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问题,甚至不成其为问题,重要性远在台湾、西藏问题之后。概括地讲,在香港和台湾两个问题上,中国对英国一手软一手硬。凡涉及香港事务,中国政府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比较典型的事例有1950年两航起义的财产案和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的空难案。即便发生了文革期间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中国政府也尽最大的努力挽回影响。对于港英当局有求中国之事,只要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中国政府总是尽力去做,哪怕处在困难之中。如1961年起,内地每年向香港输水50亿加仑。1962年开始,武汉、上海、郑州每日3趟快车为香港提供鲜活冷冻产品。相比之下,在台湾问题上,英国只是追随美国,其实并无大碍,但是中国坚持一步不让。1954年6月,中国在英国多次请求下只同意双方互派代办,建立半个外交关系。直到1972年2月,英国同意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写入联合公报,中英两国才达成了完全建交的协议。
    
    长期以来,中国的对港政策曾引起各种国际力量的猜疑和误解。针对这一情况,1963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趵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此类“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
    
    毛泽东时代的对港政策是深谋远虑的。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收回香港的绝对实力。对香港实行什么政策,什么时候回收香港,以何种方式收回,本质上已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单方面做出,无需征得任何人同意。有了这样的实力而不炫耀,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如果中国硬要英国承认香港主权属于中国,或用回收香港处处要挟英国,虽可逞一时之能,达到暂时的目标,绝不可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借助英国人之手使香港繁荣起来。中国只是简单地念叨:香港属于中国,不在乎英国赞同与否,也不提香港以后怎么办。中国在乎的是台湾,只要求英国人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却不想利用香港为难英国。正是这种策略吊足了英国人的胃口。英国政府揣测着中国的意图,用香港的繁荣和开放来迎合中国的需求,换取对香港的统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本是中国的对港政策,由于毛泽东运用“借力”,转化成了英国甘愿效力的香港政策。
    
    中英关系正常化后,毛泽东会见了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指出:“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24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这个话表面轻松自如,实则高深莫测,读来令人玩味无穷。这是毛泽东过世前对香港问题的最后交待。他提到割让和租借两种不同情况,24年指新界租期届满。这些都是三个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而中国政府是不承认这些条约的。他也没有讲24年后中国是否收回香港,而是说到时再由双方年轻一代商量解决。话说得很活,目的仍然是让英国人安心。
    
    会见时,邓小平在场。香港未来,会荣归故里吗?抑或肩负更伟大的使命?对毛泽东的话,中国人和英国人不会有相同的理解。有一点是无疑的:邓小平将揭晓谜底。

二、英国按捺不住,终于提出香港问题
    
    1960年5月,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途经香港时说:“香港地位并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香港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与中国无关:如果任何人企图侵犯香港,我敢保证将引起战争。”这番话气势汹汹,实则外强中干。毛泽东毫不介意,几天后照样会见他,同他讨论世界局势和双边关系。毛泽东批评英国政府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只字不提香港。
    
    英国人不愿谈香港,因为不好谈,无法谈。他们就像偷了东西的房客,处处回避主人的正常目光。战后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英国仍然占据香港,以不变应万变,既荒唐又不合时宜。他们握有香港并非因为实力和道义,而是完全仰仗中国的宽宏大量。中国的宽容使他们有机会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他们乐得中国不提香港。中国不提,他们干嘛要提?最好永远这么沉默下去,愿中国人忘掉还有香港这回事儿吧。
    
    但是历史还是迫使英国人开了口。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的新界,为期99年,将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随着这一日期的临近,1997年成为英国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首先,英国发现他们陷入了三个条约有效论的悖论。他们发明这个理论是为了证明他们占据香港合理合法,现在有效论对准了他们自己,要求他们履约,按期归还新界。其次,香港三大区域早已连成一片,其中新界面积占92%,如果交出去,留下的部分――根据《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让的港岛和九龙,无论从经济的联系性还是从行政的可行性考察,将无法实施单独管理。最后还有一个土地开发的批租问题。港英政府以竞标方式批给地产商的土地使用权通常为75年,但受新界租期的限制,其实际日期只能延续到97年6月。随着这一日期临近,土地使用年限日渐缩短,地产商的信心开始崩溃,土地竞价不断下滑,政府岁入持续锐减。
    
    面对97大限的临近,英国政府坐不住了,决定冒险激活尘封已久的香港问题。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按照伦敦的旨意,以香港地产商者日渐丧失信心为由,面陈邓小平,说只要港英政府把土地租约截止97年6月的有效期改为“只要新界仍由英国管治,租约依然有效”的字样,就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他解释说,香港的未来将通过两国政府来解决,眼下要紧是这件事。还说,这么做与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中国不是也希望香港保持繁荣吗?
    
    土地租约本是港英政府的内务。怎么规定怎么改,是港英政府与地产商之间的事,与中国政府无关。麦理浩要邓小平点头,说轻点儿,是试探中国政府有无可能97年后续约或以别的形式允许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说重点儿,就是设局让中国去钻。对于这种官场小伎俩,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如果有人把应当自己决定的事项提交上级决定,那一定另有所图。
    
    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香港问题上。针对英国政府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谈中只原则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指出香港属于中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人们担心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还有18年,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根据具体情况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又说,中国还没有决定何时收回香港,也许97年前,也可能下个世纪才采取行动。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投资者的利益都会受到保护。至于麦理浩的建议,邓小平明确回答:“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
    
    邓小平说18年后再谈香港,是因为中国政府还没有形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方案。不过,英国这时提出香港问题,对中国来说,恰逢启动这一问题解决程序的最好时机。注意,这个时机不是97年赋予的,而是由两大时代潮流决定的。一是改革开放的潮流,香港回归必将适应和推动这一个潮流。二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潮流。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邓小平把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程,尝试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又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回归可以作为先驱者率先承担起一国两制的伟大试验,为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提供示范。
    
    香港的回归承载着改革与统一的双重使命。其难点不在于中国能否收回香港,什么时候收回香港,而在于用什么方式确保收回一个繁荣的香港。中国不仅要击败对手,使其就范,更要争取对手成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英国人长期经营香港,中国政府不熟悉香港社会和法律,港人又缺乏参政经验,瞧不起经济落后的大陆,对共产党抱有成见,投资者一有风吹草动便成惊弓之鸟,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反动势力的捣乱,凡中方不好控制的因素都可能被英方所利用。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中国政府精心制定一套适应香港的政策,而且要尽早宣布,以便在回归前留出足够的时间前争取香港同胞和国际舆论,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这是战胜对手的关键。
    
    从1981年2月起,中共中央开始关注香港问题,指示国务院港澳办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一年后中央收到了港澳办上报的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决定于1997年收回香港。邓小平指出:“我们尊重国际条约,还是到1997年,不准备提前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无非两个,一个是新界延长租期,一个是收回。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1997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这个决定非常英明,既照顾到英国人对三个条约的说法,向他们传递了中国寻求合作的好意,又通过下述方式坚持了中国不承认三个条约的一贯立场:用提前收回香港来警告和防范英国的不合作。

三、人民大会堂,中英外交大对决,撒切尔夫人竟跌了一跤
    
    1982年9月24日,好戏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双方皆有备而来。英国方面经过3年多的精心准备,换了两任政府,由素以铁娘子著称的保守党领袖、新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出面,她刚刚取得英阿马岛海战的胜利。中国方面的主帅则是以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国家军委主席邓小平。
    
    撒切尔夫人没有直接反驳中国的主权要求,上来就谈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她宽宏大量地强调:如果中国有意见,可以通过协商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但又说任何修订应以三个条约为根据。此外,她还高举维护香港繁荣的大旗,强调这是英中双方的共同主张。她说,香港的信心和繁荣依赖英国的管理,如果香港未来的行政控制发生变动,哪怕现在宣布这一点,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竟承诺,如果双方能就香港未来的行政安排达成一致,使英国国会和港人满意,她便会考虑主权问题。
    
    从理论上讲,条约不平等与条约是否有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时钟拨回到100年前,撒切尔夫人这么说也许行得通,或者无论她说什么,都是成立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她在同一个强大的国家打交道,站在她面前的是邓小平,不是李鸿章。话语权不在她手里。
    
    邓小平从容不迫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97之后中国如何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他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又说,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这番话等于告诉铁娘子,收回香港是中国做出的决定,无需谈判,更无需英国国会批准,如果要谈,就谈交接事宜好了。至于三个条约,他提都没提。
    
    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15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又说,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1997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前一天,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回答铁娘子设下的要主权还是要繁荣的圈套时说,中国宁愿首先选择主权。这个话不错。但是邓小平更加厉害,他竟“剥夺”了这个女人按照自己想法维持香港繁荣的权利!
    
    在第三个问题上,邓小平洞察对方不愿合作的意图,指出,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他以预言的方式提醒对方,我不担心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
    
    最后他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邓小平这次谈话理直气壮,结构严密,文情并茂;任何华夏子孙,读了都会荡气回肠,扬眉吐气,不愧外交史上的经典佳作。更重要的是,这篇谈话非一时话语的胜利。它通过97主权交接、97后的香港管理、97前的过渡期安排三大议题,系统地表述了香港回归的完整含义,预设了处理动乱和不利情况的对策,勾勒出任何人都无法违背的历史走向。
    
    撒切尔夫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在离开人民大会堂时,神志恍惚,竟在台阶上跌了一跤。

四、中国在议程上先让一步。邓小平说,要给英国人下台阶
    
    中英副外长级会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议程,第二阶段谈实质问题。中方主张,英国必须先接受中国关于回收香港的决定才能谈下个议程;而英方认为主权移交只能是谈判的结果,不能作为先决条件,也不能事先写在议程上。邓撒会晤后,双方僵持了约半年时间。
    
    在谈判策略上,英国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驻华大使柯利达等职业外交家持现实主义立场,主张同中国合作,在合作中争取利益。撒切尔夫人坚持强硬立场。她设想,如果中国不同意英国管治怎么办?能否以法律甚至军事力量为基础来解决问题?如通过民主化使香港自治或独立,或者拉上美国和联合国对香港来个国际共管,以及考虑用军队来守住香港岛与九龙。这些招儿数遭到了现实派的反对。显然,军事防御没有意义,港独或国际共管等于自毁三个条约。
    
    在这场较量中,中方主动,英方被动。英方求于中方大于中方求于英方。英国想继续管治就必须说服中国续约。中国回收香港无需这么做。英国同意,可以参与决策;不同意,中国就单方面宣布对港政策,将英方排除在外。在僵持的半年里,中国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启动了回收香港的立法工作。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修改了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其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人大以法律规定。同时,审定完善12条基本方针政策的工作也在进行。
    
    英国人不傻。他们很快发现,必须防止中国单独行动。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如果两国能就香港的行政安排达成协议,既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稳定,又能为中国政府、英国议会和港人接受,我就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这封信虽无实质转变,但有些松动,回避了继续管治的提法,加上了达成的协议也要使中国接受的废话,还承诺最后交还整个香港的主权。
    
    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对中方的会谈策略作了两条重要指示。一是在议程上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谈97后的管治问题,此问题解决后,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条指示照顾了英方意见,邓小平说:“要给英国人下台阶”。英国人想打主权牌。如果先承认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便无牌可打了。二是要为谈判日期设限,1984年9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国知道,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仍会单方面宣布回收香港的方案。
    
    双方最后确定了实质阶段的议程:1、97后的管治,2、97前的安排,3、97时的交接事宜。

五、邓小平三招儿一出,英国人只好就范
    
    1983年7月,双方进入第二阶段的实质会谈,从97后的安排开始。英方手中握有3张牌:主权牌、民意牌、经济牌,目标是说服中方让他们继续管治香港。
    
    英国人的策略是,在议程阶段把主权问题与治权问题分开,先治权后主权,按这个顺序来谈。进入实质阶段,就可以用主权来换治权了:你给我治权,我给你主权。在这个策略中,“分”是个先决条件,没有前面的“分”,后面的“换”就不成立,没得可“换”。所以英国人坚持按他们的议程来办。这当然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没有想过,即便按照他们的议程来谈,如果中国不同意给他们治权,他们又何来主权?即便如撒切尔夫人所说,“以香港岛的主权来换取英国继续长期对整个这块殖民地的行政管理”,这个主权在脱离了整个香港地区之后也是空的,无法独立存在。当年参与谈判的周南揭示了主权换治权的含义:名义上,我可以把主权还给你,将来香港换一面旗帜,“米字旗”下来,“五星红旗”上去,但是还是由英国继续管治。如此说来,英国打算归还的主权没有一点实惠,不过是让中国有挂旗的权利。
    
    事实证明,先谈主权是合理的,回避不了。议程阶段,形式上回避了,进入实质阶段,主权问题又会作为前提出现。97后由谁管治香港仍然是第一问题。这也说明主权和治权是不可分的。你分我不分,我就把治权当作主权来谈。中国是带着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意志进入实质会谈的。
    
    民意和经济是英国在场外打的牌,其目的是制造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的假象,动摇中国的回收信心。英国先拉港英政府中的香港人或非官守议员参加中英会谈,说他们代表香港民意,搞“三脚凳”,用二比一对付中方。此招儿不灵,他们又鼓动一些人进京“为民请愿”。1984年6月邓小平亲自出面做工作,宣传中央政府的政策,鼓励港人管理香港的信心。经济牌就是在香港制造恐慌,1983年9月24日发生了“黑色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币急剧贬值。结果搞到他们自己头上,损害了英资利益,影响到英镑的稳定。英国被迫采取措施,让港币脱离浮动汇率,与美元挂钩,搞联系汇率,这才稳定下来。
    
    第一议题的主权之战,由谁管治香港,谈了小半年才有结果。英方先是谋治权,退而求中英共管,最后才承认中国主权。期间,邓小平为谈判制定的三个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明确规定了会谈的截止时间。过去只说中国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政策,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现在这个时间确定为1984年9月。二是谈成谈不成,中国都将按时公布对港政策。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希思时重申:“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三是如果香港出现动乱,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10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外相时指出:“英国人在谈判中搞了一些手脚,前不久港币贬值,就是英国人搞的,这是一种威胁,这个吓不倒我们……如果在解决香港问题的十几年过程中,香港出现不能收拾的局面,中国政府将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
    
    三条政策卡死了英国人谋取任何治权的任何通道,迫使他们从12月起转向了在中国主权框架内谋取英国最大利益的道路。至此,会谈才进入以中方对港12条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但是英国人仍然没有放弃对未来特区施加政治影响和削弱中央政府权力的努力。这已成强弩之末。

六、邓小平说他只担心过渡期问题
    
    1984年4月,中英会谈进入第二议题:97前的安排。这是中方提议,英方不知道要谈什么。邓小平设计对英外交,一个主要考虑是防止英国利用过渡期搞鬼。一方面,英国以往繁荣香港的政策是建立在中国有意回避香港问题这一基础之上的。一旦中国决定回收香港,英国的立场肯定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帝国在被迫退出其殖民地时惯于给新独立国家和地区制造麻烦,坏点子N多。邓小平说他别的不担心,只担心过渡期问题,尤其担心英国人在过渡期使坏。他估计了各种可能,准备了多种应对预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成立中英联合委员会提前进驻香港,遇到问题时进行磋商,解决不了再上报,由两国政府出面协商,共同贯彻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顺利回归。
    
    英方拿到这个方案时大吃一惊,犹如晴天霹雳。在他们以往经验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退出殖民地的最后阶段,他们总是可以为所欲为,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于是他们提出各种理由拒绝,说这不成了97前中英共管了吗?他们尤其害怕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后变成太上皇或第二权力中心。有家香港报纸说,这就好像人还没死,办丧事的人就闯进门来了,把联合委员会比喻成殡仪馆。
    
    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的借口。因为中国已经把联合机构的职能讲清楚了:不干涉港英政府的日常行政,只研究和决定平稳过渡的相关问题。而且这是个双边机构,不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中方还提出,机构名称可以改为联合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可以商量,撤销时间可推迟至香港回归后两年半,到2000年。但是英方仍然拒绝。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联合小组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只要进驻香港,就会起到监督港英政府的作用。这也说明他们确实怀有鬼胎,想搞点名堂。
    
    直到7月,中方代表提出最后方案,并说如果再不接受,中方将撤回方案,其后果由你们负责。这样,双方才达成协议。协议规定,1988年7月1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进驻香港。这比“六四风波”早了一年,虽属巧合,还是于我有利的。
    
    邓小平对达成这个协议非常重视,专程从北戴河赶回北京会见英国外相杰弗里·豪。他向后者提出了过渡时期的五项要求:1、不要动摇港币的地位;2、不要滥用卖地的收入;3、不要增加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4、不要让英资带头转移资金;5、不要自搞一套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邓小平有言在先,杰弗里·豪保证不会发生这些事。事后证明,这个保证靠不住,只要政治风标一变,英国人就会忍不住,总想闹点事。然而中国早有准备,这也说明邓小平多么富有远见。

七、英国背信弃义,邓小平亦有绝招儿。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杰弗里·豪对邓小平的保证只维持了4年多。1989年,中国因平息“六·四”风波受到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无理制裁,香港成为反共反华势力的鼓噪之地。一些人借此向中央提议,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设法筹钱,每年给中央十几个亿。甚至连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香港委员也一度对要不要回收香港产生动摇,差点使《基本法》草案在报送人大之前夭折。
    
    英国人不禁窃喜时来运转,重新燃起了继续管治香港的念头。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使他们萌发联想:共产党中国也是看起来强大,谁敢担保它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他们突然“醒悟”了:同一个能否维持到1997年都成问题的政权合作,难道不是一件蠢事吗?1992年6月19日,英国上议院竟谈论起要不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修改《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了。英国后悔同中方合作吃了大亏。
    
    1992年7月,伦敦派出彭定康接任末代港督,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抛弃与中方合作争取最大利益的做法,转入以对抗中国来谋取利益最大化的轨道。10月7日,彭定康在施政报告中推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以还政于民为幌子,单方面提升立法局地位,改变行政主导体制,利用“直通车”安排将自组的立法班底强加于未来的特区政府。英国人没有中国人那么浪漫,他们把民主当作影响未来特区政府使其脱离中国控制的工具,用97前“5年大变”打造97后“50年不变”的政治基础,迫使中国吞下他们在香港造就的既定事实。
    
    在香港发展民主原是撒切尔夫人因无法阻止中国回收香港而提出的对策。不过,在中英合作时期,英方这么做每走一步都要听取中方意见。现在,时日无多,他们急于改变殖民者的形象,决意利用“六·四”,不顾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甩开中国单干。而在策略方面,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先召李柱铭等亲英分子到伦敦密谈交底,再制定政改方案,对中国秘而不宣,继而突然宣布方案,交港人公议。当中国对方案提出异议时,他们又摆出谈判的架式,实则虚与委蛇,蓄意破坏谈判,同时一意孤行地推行政改方案。
    
    此招儿甚毒。如果真如英国人设想的那样,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剧变,英国人完全可能达到继续管治香港的目的。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1992年的形势,尤其低估了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大陆年均GDP增长高达两位数。到1996年,港人情绪已由阴转晴,离港者回流香港愈来愈热。香港回归终成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当时,邓小平已经退休,但他仍然关注着过渡期的香港。就在彭定康抛出“三违反”政改方案后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于1993年10月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他还说,我在1982年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到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的讲话,今天仍然有效。另外的方式,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
    
    1994年2月和6月,英方不顾中方警告将政改方案交由香港立法局通过。彭定康在香港大学虚伪地宣称:“香港已享有高度自治。”
    
    中英谈判完全破裂,双方分道扬镳。中国政府放弃末届立法局议员直接过渡为特区首届立法会成员的“直通车”方案,改由香港特区筹委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另起炉灶”。这是中国政府排除英国干扰保证香港平稳过渡的最佳选择。
    
    1996年12月21日,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成立。临立会很快展开立法工作,开始逐条“过滤”与基本法相抵的港英法例条款。
    
    英国外相发表声明,徒劳地抗议中国“非法”成立临立会,气急败坏地扬言要联合一些国家给中国政府施压,大有再次纠集“八国联军”的味道。无奈,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979年7月1日,香港回归倒计时归零。在全世界的目光下,五星红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冉冉升起;维多利亚港湾,不列颠尼亚号游轮载着昔日的统治者默默离去…
    
    此前仅仅5个月,邓小平永远闭上了他深邃的眼睛。这是香港回归史的唯一憾事。
    
    本文来源:党史广汇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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