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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我亲历的“镇反”运动/严家伟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5日 转载)
     作者: 严家伟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简称。毛泽东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后,这个嗜杀成性的魔头,连历代封建帝王都不如。人家“得天下”后,多少都要搞点怀柔政策,大赦天下,以示宽容,让民众休养生息。毛魔恰恰相反,用他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来说就是“决不施仁政”。所以他马上就磨刀霍霍向他过去的一切大、小政敌(包括已经放弃抵抗,愿意臣服的人),进行报复、清算,大开杀戒。其残忍凶恶,古今中外世所罕见。所以决不是现在有的人说的什么“当时政权不稳,不镇压不行”之类为其开脱罪责的话。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毛魔是如何的处心积虑,如何的暴戾恣睢,滥杀无辜。名为“镇反”,实则是疯狂滥捕、滥关、滥杀已不再反抗的人。 (博讯 boxun.com)

    
    毛泽东刚刚才在“龙椅”上一坐稳,便迫不及待的于1950年3月发布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中就把所谓“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所以并不是因为什么韩战爆发才引出了“镇反”(韩战是在1950年6月25日才爆发的),而是人家早就决心要“大杀一批,大抓一批”了。7月,中共的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说什么“镇反运动开始后,一度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必须坚决予以纠正云云。从1950年12月起,中共更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1951年2月,当时中共的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由此可见,当年所谓的镇压反革命,完全就凭老毛在会上嘴巴一张,内部下个什么指示,就开始大规模抓人、杀人了,根本无法律可依。几个月后才搞了个什么《惩治反革命条例》,其无法无天尽至于此!而且就是这个所谓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也是个随心所欲,可随意定罪的条文。它其中每一项所谓的“罪名”,其最高刑几乎都是死刑。而且极其草率、含糊,如同儿戏一般。例如犯什么什么罪,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几乎条条如此,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甚么叫“情节重大”?全由中共干部说了算。所以才有什么“规定杀人比例千分之一”好似杀存栏牲畜似的恐怖“笑话”。我见其中只有一条可以“免死”,那就是该条例第十条3款“以反革命为目的散布谣言者,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真是天大的笑话,一句话也可说你“情节重大”就可判你无期徒刑!你说这不是“一千零二夜”的新天方夜谭又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十条3款便奠定了我们伟大共和国以言治罪的坚实基础。沿用至今,只不过改了个名称叫“煽动颠覆”什么什么而已。
    
    我还清楚的记得1951年3月27日早晨,春天的成都常起大雾。我与邻家一个小女生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堂。从西门外的抚琴台跨上西安路,这是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由于起雾,能见度很低,所以我们只管大步走,未细看前方。突然,一个端着步枪的大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明晃晃的剌刀直端端地指着我们两人,凶神恶煞般的对我们吼道“站住,不许动”!那个邻家的小女生,她当时就吓哭了。我毕竟是个男孩又比她大几岁,所以没有哭,我说“我们去读书上学……”那个兵不等我说完,便又吼道“回去!你找死呀”?这个“死”字真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拉着我那位已吓得呆若木鸡的小邻居,一溜烟的便向我家中跑去。
    
    这就是成都著名的3.27大逮捕。此行动于3月26日午夜开始全市戒严,直至次日上午十点才解严。那时成都当局动用了军队、警察和一些土改工作队员之类的所谓积极分子“翻身奴隶”,在十来个小时内据当时的《川西日报》称,共抓捕了所谓的反革命份子1687人,从当时成都各监狱、看守所处处人满为患来看,肯定不止此数。而且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当时既无逮捕证、拘留证,也不说明捕人的理由,五花大绑捆起来就带走。弄出去就像装货物一样甩进有蓬的大卡车就拉走。其野蛮竟至于此!
    
    一个月后,即在五.一劳动节前,成都祠堂街人民公园,搞了一个“公审公判大会”。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每逢过年或大的节日前都要开这种会,叫做“威慑敌人,教育群众”,也就是要杀鸡警猴。
    
    那天,我所在的成都市七中的学生也停课去参加这个会。当天在这个会上共判了三十多人,死刑占了将近一半。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一是第一个被拉出来“公审”的名字叫张君迈,与中国民社党负责人张君励只一字之差。张先生被指控的“罪名”是文化“特务”。此君所谓的“罪”,就是说他在报上发表反动文章,骂了中共。而指控他的人,拿着一张纸照着读都读不断句,错别字连天,叫人听了莫名其妙。比如说“在成都临近解放前,还在报上大肆吹‘棒’成都的的防线‘固若金杨’”。当审判人问他“这些罪是不是事实”?张昂首挺胸地答道“文章是我写你,但那不是罪,两党相争各为其主,何罪之有?要是我们国军打胜了,这还是大功”。一个兵走过去就给他一脚,他大叫“打倒法西斯”!最后他被判死刑,他欲喊,却被绳勒住颈喊不出来。而我们这一帮无聊的“看客”却在别人带领下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份子”!一类的口号。以壮“声威”。这位张君迈先生,年龄约三十多岁,相貌英俊儒雅,书生气十足,但至死意气昂扬,面不改色。张先生就为几篇文章便被杀害了。真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另一个叫许绍谦,“罪名”是“不法地主造谣煽动”。此人已66岁了,老态龙钟。一口一个“请求政府宽大”。他究竟说了什么呢?从揭露出来的看,最严重的一条,恐怕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居民委员会的一个积极份子指称的:有一天两人在一起看报时,许绍谦对这个积极分子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总司令了,此人厉害啊,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还只是个“可能会爆发”吗?厉不厉害,谁都可以自已作出评价。就为这点事,竟然又是死刑立即执行。看来像张君迈先生那样“宁肯站着死”固是一死;而许绍谦老人这样“跪着”以求生,仍然是死。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哄鬼去吧!而且我还必须“认错”了。前面我不是说那个《惩治反革命条例》十条3款造谣煽動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吗?可是加个“不法地主”四个字,“造谣煽動”也要判死刑。不知是我错了,还是法官的权力太伟大了。
    
    此后成都的“镇反”运动便进入了疯狂的大屠杀中。载着死囚的所谓“极刑专车”一天几批的从成都市内开向北门外昭觉寺附近一个乱坟岗和老西门外的抚琴台。“极刑专车”一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就隔宁夏街关押死囚的市大监不远,有时我们正在上课,刑车警笛聲呼啸而来,老师只好停下不讲。当时成都一天杀二、三十人算是“吉日良辰”,多则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杀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贴满了杀人的布告,上面尽是红叉叉,一个红叉就是一条人命!正如张献忠“七杀碑”上写的“杀,杀,杀,杀,杀,杀,杀”!
    
    而我的家就在杀人的抚琴台附近。原来这里小桥流水,田园景色,宁静宜人,我父亲才选在这里居住。这下好了,成了杀人的刑场了。当时一到天黑,附近居民连门都不敢出。我在拙文《何人不起故园情》(见《观察》)中有详尽描述。一天有个年龄比我大的邻居男孩张志强,约我去看杀人刑场的景况。我对此本无兴趣,但他便笑我是胆小鬼,还有女生也跟着起哄,叫我不好意思不去。此时张志强又说“你知道不,胡老板都枪毙了”?
    
    原来这胡老板就在隔我们七中不远的西顺城街开茶馆,家中较富有,我们都认识他。此人有“登徒子”之癖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泡妞。于是就经人介绍在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调统”)去挂了个名。以表现自己又有钱又是官,好让女人喜欢。共产党一来“调统”被定为特务组织,他赶忙去自首。由于他确实无任何活动,当时要抓的人太多。所以就没有动他。时间稍长,他以为当真没有事了,老“毛病”又来了。一天在大街上看见一女郎,穿着时髦,虽非花容月貌,也颇有几分姿色。他便主动去向人家献殷勤。谁知那女子十分大方,眉目含情,秋波频送。胡老板神魂颠倒,以为是难得的“艳遇”。身不由己与那女子来到一深宅大院门前,女郎示意请他进去。他更是喜出望外。来到一屋内,他正探身向前欲与女郎来个“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似从天而降一涌上前,两手“格斗擒拿功”就将他放倒在地,立马捆了起来。他开始还以为是中了“仙人跳舞”(即利用女色勾引勒索财物)之计。连忙说“饶了我,我愿出钱”。人家才不要钱,要你的命!
    
    原来那女郎是化了妆的便衣公安女特工。这所屋子是“镇反”中特工设的秘密据点。这美女特工的任务就是成天外出“艳服私访”发现可疑之人。这天胡老板运气特好,偏偏就碰上了这条“美女蛇”。一查他胡老板是“调统特务”身份。那美女特工当然不提胡老板对她存“非份之想”一事,那多没面子。一口咬定他“妄图杀害我解放军女战士”。最后的结果就是张志强说的“胡老板都枪毙了”。
    
    人,一般都对熟悉人的事格外有兴趣。所以邻里坊间总是背后议论熟人的绯闻趣事,却不愿意去听纽约的露西与伦敦的约翰有何私情。在张志强的半拉半诱之下,我便随他去看胡老板的“遗体”。结果到了杀过人的刑场一看吓死人,被杀的人,“好”一点的还有一半、或一小半脑袋,更多的只有身和颈子像个木桩。血与脑浆遍地都是。原来那时枪毙人都是用枪刻意指着人的脑袋打,还取个名字叫“敲砂罐”。我见此情景顿时就想恶心呕吐,回头就跑。张志强也大概受不了,也跟着我跑了。
    
    我回家后,饭也吃不下,老是恶心。一睡着就在恶梦中惊醒又哭又叫。在家人严厉追问下,我才“坦白交代”了。当然获得“从宽处理”,只挨了一顿骂。那时我祖母还在,她老人家有她的古老“治疗”法。把一个鸡蛋埋在柴火灰里,听得“膨”一声响后,鸡蛋烧熟爆裂了。她拿出来左看看,右看看,说我的“魂被吓掉”了。于是祖母点燃一柱香,左手拿着鸡蛋,右手拉着我的耳垂,喊着我的名字说“孙儿,快回来,快回来”!我则答曰“奶奶,孙儿回来了,回来了”!你别说,经过这一番“折腾”症状大减,几天后就好了。后来学医才知道,这大概就是巴甫洛夫的“心理暗示”疗法。后来我也在病人身上搞过。但不是我祖母那“中国特色”的,而是从西方“照抄照搬”来的,例如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失眠,用1ml生理盐水注射在他皮下,对他说“这是特效安眠药”他一会儿就睡着了。
    
    祖母啊,您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疗法,虽然当时解除了我的心理障碍。但那些恐怖的阴影,一生一世也留在了我的心里,无法驱除,挥之不去!
    
     2009年3月3日完稿
     (2009年3月24日首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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